为何说西晋的八王之乱是必然？

为何说西晋的八王之乱是必然?下面历史名人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西晋爆发八王之乱，既有制度的毛病，但最关键的还是人的问题。

不过这里的“制度毛病”，并不单纯是指分封制，毕竟之前的曹魏与西晋反其道而行之、对宗室施行刻薄无情的圈养制，存活的时间竟然比西晋还少了5年。

实际上，传统史家对分封制普遍持有正面态度。在一个大型王朝成立初期，适当的分封有助于统治的巩固、避免大权旁落，人们习惯于用周朝、秦朝作为鲜明对比：

周朝之所以延续近八百年，分封起到了很大作用：“泊乎周室，粲焉可观，封建亲贤，并为列国”。当王朝处在蓬勃向上期间，有“周召赞其升平”;而当它走向下坡路时，有“桓文辅其危乱”;

秦朝则被视为负面模板，它“枝叶微弱，宗祏孤危，内无社稷之臣，外阙藩维之助”。所以“陈项一呼，海内沸腾，陨身于望夷，系颈于轵道”，惨遭二世而灭。

作为被西晋取代的政权，曹魏的教训就更加深刻了，这个在乱世中打拼而立、武力强盛的王朝，由于严格排斥分封制，“功臣无立锥之地，子弟君不使之人”，强干弱枝的政策，导致了“本根无所庇荫，遂乃三叶而亡”。

结合西汉初年郡县、封国并立的成功经验，在许多古代政治家眼里，分封制并非一无是处，它甚至是保护王权不流入他姓之手、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秘诀。

所以，当司马炎称帝后，做的第一件政治大事，就是分封藩王。当年，他一口气把27个宗室男性封为王爵，对象涵盖面极广，上至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，下到司马睦这种史书中极少记载的远亲。后来，司马炎那些陆续出生的儿子们，自然更是雨露均沾、一个都没拉下。

由此可见，司马炎一定是鉴于曹魏宗室受控过严、皇权孤立无援，轻易被自家篡夺，所以才刻意注重血缘宗亲对自己王朝的支撑作用。

到了后世，唐朝开国期间也曾采取了这种大规模分封藩王、派他们在外带兵的模式，增加初创王朝的安全感;李世民在位时还曾经为此与一些大臣起了争执，最后力排众议，坚决推行这一政策。

因此，单纯看分封这一动作，咱们并不能就此给司马炎扣上愚蠢的帽子。那问题出在哪里?它是多种机制矛盾爆发的产物，更是人的问题的集中反射。

西汉初年分封，前提是枝节弱于躯干——齐燕楚旧地的同姓诸侯国，实力上无法与中央朝廷相抗衡;唐朝分封，原则是李世民一再强调的“众建诸侯而少力”，诸侯数量虽多，但单个的能量无法成为威胁，只能成为中央政权的辅助。

同时，汉唐分封，原则是不触动帝国统一的军事制度。无论汉朝的全民皆兵制，还是初唐府兵制，前提都是强化中央政权对军事力量的直接掌控。

但司马炎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为了加强封国的实力，司马炎还推行了封国领兵制：将所封的藩国分三等，大国置上、中、下三军，共5000人;中国置上、下二军，共3000人;小国置一军，1500人。但在实际上，各个诸侯的真实兵力远远超过了上述限制，八王之乱时，单个地方藩王竟能组织起超过十万的兵力。

更为要命的是，司马炎还撤销了州郡兵，将地方军事指挥权，完全从州刺史(州将)、郡太守(郡将)这些“职业打工仔”手里剥夺，完完全全归于司马家族，宗室藩王、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、监诸军、督诸军等职务镇守地方，手握各地军事大权。

这种分封、都督两大制度的结合，使得西晋王朝的主体军事力量几乎完全归于藩王手中。因此，一旦这些人心存不轨、结成势力，朝廷很难对其进行压制;中央与藩王的实力对比，就如同战国时周天子面对秦、楚等诸侯国，结果不言而喻。

人才选拔制度进一步加剧了上述不可控性。

东汉后期以来，随着征辟、察举制逐渐沦为小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掌控，世家大族在王朝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
到了曹魏时期，“九品中正制”的推行，越发加剧了阶级固化局面。原本的察举制好歹还是“乡邑清议，不拘爵位，褒贬所加，足劝励，尤有乡论余风”，多少会考量第三方意见;在新的制度下，则变成了“唯以居位为贵”，从而形成“公门有公，卿门有卿”的局面，士族有“世及之荣”，寒门无“寸进之路”。至于西晋的建立，正是豪门望族勾结的成果。

为了改变人生，那些被排挤在仕途之外的寒族士人则选择投靠管理所在区域的藩王。可以想象，他们对中央朝廷并没有多少感恩、忠诚之心;反之，为了迈上更高的人生台阶、实现自我人生抱负，他们往往会鼓励、帮助自己服务的司马氏宗室向更高的权力发起冲击。

因此，在分封制、都督制、人才选举制的共同作用下，西晋王朝迅速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离心离德的政治利益集团，八王之乱这一皇族内乱就此埋下了导火索。而这一引线之所以被点燃，则归咎于世家大族的堕落。

人们常说“富不过三代”，任何一个豪门望族，无论家底有多么殷实、祖先有多么英武，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传承、系统的教育体系，再加上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，顶多经过三代人的传递，后代一定会堕落、昏庸、无能。

在家天下时代，上述规律同样适用于统治集团。梳理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，任何大一统帝国都很难连续出现多位明君，只有首个成功的大一统帝国西汉是个例外——从汉高祖到汉宣帝，连续五六任帝王都可圈可点、共同接力下带领西汉走上巅峰状态。

究其原因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：从刘邦到刘恒(文帝)，这几任君主都出自民间;汉武帝虽出自深宫，但他的后室则刻意从民间挑选，由此汲取了新鲜力量的注入(卫青、霍去病);至于将西汉带向全面强盛的汉宣帝，则更是出自牢狱、长于市井。

不断有新鲜血液的注入，就是西汉前半期蓬勃向上、斗志昂扬的重要原因。至于西汉后期、东汉，则正是缺少了这一特质而逐渐平庸。

至于西晋皇室，则是负面典型的极致状态。

司马家族世代勋贵，他们祖上乃楚汉战争期间的殷王司马卬，后代世居河内，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名门司马氏;东汉时期，司马儁曾任颍川太守，儿子司马防历任洛阳令、京兆尹，与年轻时的曹操交往颇深;司马防生有八子，人称“司马八达”，司马懿就是老二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司马防，到司马懿，再到司马师、司马昭，司马家族可谓人才济济、王侯满门，强大的势力、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是他们成功篡夺曹魏政权的力量所在。

但随着顶峰状态的到来，司马家族的颓势尽显。虽然是西晋的建立者，但晋武帝司马炎本质上是坐享其成而已，所以他的身上带有明显的豪门子弟习气：平吴之后，他后宫嫔妃上万，每天坐着羊车随机翻牌子、直至被掏空身体而死。

开国者尚且如此，司马氏后人更是越发不堪。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司马衷显然没有什么正常的智力、教育必然缺失;贵族圈的联姻，选择了虽聪明但恶毒的贾氏，最高统治者层面首先败坏。司马氏诸王中，则没有一位胸怀大局、足以力挽狂澜的俊杰，他们各逞其欲、手足相残，不惜把国家变成个人权力的角逐场，跟如今一些豪门的败家子没啥两样。

因此，八王之乱的产生可谓历史的必然。一个王朝，就像一个扩大化的家族，当它到达一定高度后，由于缺少自我更新机制，大多会腐化堕落，导致各类矛盾逐渐恶化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定是内部问题的总爆发，其结果足以摧毁自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