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文官中为何会出现歧视现象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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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试中式举人、监生与吏员，这些不同身份的人通过礼部或吏部的具体选拔考试后，在吏部听选、授职过程中，由文选清吏登记其出身方式而依制授任。于“进士”而言，通过礼部会试的中式举人殿试后分别获赐“进士及第”、“进士出身”或“同进士出身”的身份等级，后二者赴部听选时，无须再如唐人须经吏部选试方可授任，而是直接进入登记与娃选授职阶段。

监生(包括举人、贡生等)、吏员各自按要求历事、服役期满后，赴吏部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，考中者即获得官员身份，文选清吏司责成填写考试时身份类型—此类型只标明其获得官员资格的途径，而不再是他们当下的等级身份，同样由稽励清吏司整理、贴黄。“进士”、“监生”、“吏员”等身份，经过吏部二司的登记、整理，伴随各自终身，作为各自的“出身”类型

一、明朝的文官出身

需要指出的是：出仕之途，应指科举、历事、资次等方式;进士、监生、吏员则是文官的入仕前身份类型。因为这些出身类型与出仕途径基本一一对应，明人在言及入仕途径时，往往假借或省略而言之，如前引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三处文字，所谓“入仕之途”有三，为进士、监生、吏员”之语，实即“进士(由科举中式)、监生(历事)、吏员(资次)”的省略。

明人入仕有不同途径而有相应出身。对于文官的不同出身及不同的入仕方式，明制，这方面的内容都要登记贴黄，而且，与王朝对官员整个仕宦生涯的升降迁转管理都要联系起来。这一制度，由明太祖于洪武四年即已将前期实践加以定制实行，将文武百官的姓名、籍贯及“起身”等详细记录，并盖玉玺存于内库。

为防止日久错漏，命吏部每月一次更贴有除拜、迁调的官员贴黄，每岁终以其籍进忙于内库，作为定制。此时尚称“起身”。洪武二十六年《诸司职掌》贝详列了初选者赴选部登记候选时的各种身份—进士、监生、通经、秀才等。吏部文选司登记的选人出身记录，授职过后，即付稽励清吏司，由其负责整理、用印、交付(内府一份)、保管(本司一份)及续转等事项。《明会典》卷十一《吏部稽勒清吏司贴黄》部分记载甚详。

明代文官初授之后，各自有升降迁转。《吏部职掌》、《明会典》等记载着专门的条文事例处理，其规定有选任程序(如类选、推升、保举、改调等)、有特定部门官职的选授迁转，有特定出身的升职规定等等。这些规定，影响着官员的仕途进程与发展空间。和初选一样，这些条文制度，仍然是分类别规定，进士、举人、贡生、例监等分别不同。在制度的实际实施运行中，一传再传之后，更是放大了这种出身带来的进迁差异，对官员的仕途命运形成了明显的出身效应。明代中后期，这种出身效应被放大而成为政治问题。

一方面，我们可以从制度设计上看到出身差异，也可以从明人的切身言论到这种出身效应带来的官场态势。众多材料，皆揭示出明代论议资格的重点，即在“出身”之上，将宦海沉浮的关键因素几乎与出身差异联系起来，并逐渐衍生出反对出身歧视，为举贡不平的思潮，嘉靖朝论政行政的热点“三途并用”，即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体现。

穆宗登基，下诏又再次强调要三途并用”而不拘资格：“朝廷用人，惟求任当其才。若拘泥资格，使举人绝望于九卿，岁贡不得为方面，殊非饬吏治、作士风之意。今后吏部用人，毋拘三途，但有才能卓异者，即便破格擢用，以示激劝。”三例见三十余年间，虽屡申并用之令，但依然是进士晋升速度快，发展空间大，预期品级髙;举人、贡生出身官员的上升空间己有既成禁锢惯例—即己形成授任方面的非正式制度。

顾炎武痛心明亡，斥责此种现象曰：“明初荐辟之法既废，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……举、贡历官虽至方面，非广西、云贵不以处之。以此为检曹一定之格。间有一二举、贡受知于上，拔为卿威，大僚则必尽力攻之，使至于得罪谴逐，且杀之而后己。……科第不与资格期，而资格之局成。”因出身差别形成资格之局，正是明代资格制的主要内容与朝代特色。明代前期起翰林官几乎已为一甲进士与庶吉士的专任，嘉靖时文征明以岁贡得荐入翰林，已为“只会中状元”的姚洙、杨维聪几诮，实与轻视非进士出身的思维习惯一脉相承。

上言进士、举贡在晋升、迁转之路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，而降调命运，非进士出身者乃得首当其冲。嘉靖时陈建《任官十议》言：“今仕途惟进士出身者不限。其举人监生，每榜所选，初一考察即十點去二三矣，经再考察十已點去六七矣，经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己，况杂流乎?”明代以考察来淘汰官员而为拣选举贡提供机会，陈建此言，乃见举人、监生及吏员等杂流得官甚难而失官更易。

二、明朝人对出身歧视的批评

丘濬即指出：“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，诚莫先于进士一科，是以百年以来，凡明治体、建功业者，皆自此途以出。”反过来，这种局面又会强化进士与功业、官员与科举的关系，正德间名臣何孟春就称时人有此看法：以进士为“年少气锐，州县职非彼所止，彼能以黄甲自爱，故不安小成而多举职，旌异之典每先焉”，而监生、吏员出身官因前期的出身授任过程中长时间的壅滞，所以“监生、吏员出身者流，大较钟鸣漏尽、日暮途穷之人……十人而九皆坐可點之列。”

这种互为因果的简单化思维，极易形成成见。至偏重科目已成王朝弊政的嘉靖朝，潘季驯为进士独重的辩护就与此思维如出一辙，他在嘉靖三十八年所上《慎选民牧疏》中说：“臣窃谓我国家官人之法虽曰三途并用，而特重进士之科，是历朝建功立业者，进士十居八九。盖士子既蒙进士之选，莫不有破硕上进之心，纵有识趣卑污、不自爱惜者亦十之一二也。举贡之人，每以资格自限，而况历试多年，方行就选，精力为之减损，意气为之折磨，报国之心轻，营家之念重矣。其豪迈之才、坚贞之操，难保尽无，殆亦十之一二。”

这种将出身与行政操守简单对应，已属明显的偏见与歧视了。而此种歧视应为主流，这在后来的朝廷政议中可得到侧面印证。隆庆四年，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所上之疏，言：“近年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。同一宽也，在进士则为抚字，在举人则为姑息。同一严也，在进士则为精明，在举人则为暴戾。低昂之间，殿最攸异。”

隆庆五年，兼署吏部尚书的高拱上《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》言：“国初进士举人并用，其以举人登八座为名臣者，难以一二计。乃后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，至于今则极矣!其系进士出身者，则众向之，甚至以罪为功;其系举人出身者，则众薄之，甚至以功为罪。”嘉靖朝已起诸途共重之议，三人之疏，显见明代官员所受评判和待遇，非与自身能力与行政行为相关，而与出身相关，进士出身则罔顾而从优，举人则无非而皆劣。

出身歧视，尽在其中。这种歧视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明白话小说中的牢骚，如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老门生三世报恩》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的《通闺阔坚心灯火，闹图圄捷报旗铃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贾三近之疏反对对举人和进士双重标准，但该疏另一部分的内容却又体现了强烈的出身歧视：“又：今州县正官有缺，率委佐威，大都年力衰耗、资格卑微、渔猎贪黎，虽亟为被點，而斯民已重狼狈不堪矣。宜下吏部，凡州县长吏毋得偏重进士，署印毋得滥授杂流。”其言资格之害，复以“资格卑微”论人，侧面反映出便是这些有识之士对于所谓“杂流”的无意识的歧视心态：举人、进士皆由儒入仕者，“杂流”则多为由吏入仕者。

三、总结

明代官员个人仕途命运与王朝管理上的这种出身影响效应，虽有其制度上的分类管理因素，然查阅相关史籍文献后可发现，嘉隆之后，在事关升迁的官员评议上，出身差异演变为强烈的出身歧视。洪、宣之后，在惟重科目的前提下，进士为高官，而可凭借权职建立功业。